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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学儿童与童工和中国人贩子（第2页）

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使用童工现象，共有44家企业雇用童工。

雇主对童工有兴趣，这是有历史的，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开报告文学先河的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便是一例。

雇主或老板，正是利用了童工岁数小不懂得保护自己，便可以少给工资，在恶劣的环境中予以驱策，尽情剥削。

深圳南头区四兴制品厂女工宿舍，是一个30多平米的大工棚，木板搭的通铺，一张床位上挤2—3人。

该厂主要生产绢花，女工中最小的12岁。

一个来自广西的16岁女工左手被压花机烫伤后，老板规定她半个月后必须上班，否则开除。

童工们的作息时间是：早晨7点上班，中午12点下班，一个小时时间吃午饭。

下午1点上班，6点下班，吃晚饭时间也是一个小时。

晚7点加班至10点或11点。

这是《中国青年报》1988年披露的，当时的深圳特区生活水平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而这些童工的工资平均为80－100元，每月还要扣除住宿费、伙食费、水电费、培训费，最后所剩无几。

那个工伤的广西姑娘每月开10元，她想回家，可是没有钱买车票。

老板说：“她们替我做工至少有饭吃。”

此言不假，确实，来自贫困地区的那些童工有的是吃不饱饭的，更别提荤腥了，但，中国有法律在，再说全世界极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允许使用童工的。

老板侃侃而谈：“我明白，问题是法律能保护她们有饭吃吗？”

是的，如果守法，她们就得挨饿；如果想吃饱饭，就去做童工，不少的孩子选择了后者。

你得承认这个老板是能言善辩的，但是他不敢说他从这些童工身上榨取了多少钱财！

你还得承认我们所处的两难境地，法律，本应是闪烁着神圣之光的法律，当它面对贫穷的时候，也黯然失色了。

有多少理当充满着童真、幻想，在书本中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的少小岁月，已经萎缩了，生命的花苞在开放之前凋谢了，萎缩到谁给饭吃就跟谁走。

上海市总工会曾经对上海的童工情况进行了一次突击抽查，仅奉贤、嘉定、青浦、宝山三县一区就查出未满16周岁的童工近1000人！

和童工的劳动重负比起来，童工们为了应付社会环境所经历的、参与的弄虚作假行为，是精神上道德上对孩子们的更残酷的施虐。

也许他们是坚定地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一切的可怕的一代。

为了招工他们要用假名、填写假的年龄，甚至用假的身份证。

童工的父母为了村长手里的那一方公章低三下四请客送礼而卖掉了家里仅剩的一头猪三只鸡等等，将会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他们的眸子里因为没有童年而没有光明，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一直到下一个世纪，我们的栋梁中的一部分一直边缘着，目光是冰冷的。

而岁月，在来不及倾听他们的申诉抚摸他们心上的伤痕之前便过去了，这就是决不怜悯一切的时光之箭。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贩子现象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之最，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最丑陋的存在，也是我们至今尚难估计的最痛苦的代价。

一切都成为商品了，从人到人的血。

人贩子以拐卖边远、贫困地区农民的妻女，再转手卖给另外一些差不多贫穷而又急着找老婆的光棍们。

与此同时，或在这之前，人贩子干的另一个勾当却是拿着介绍信到贫困地区招募童工。

即便深圳的“三来一补”

企业也惊讶了：一个人贩子一次贩来100多个小姑娘！

据两年前的一则显然是保守的统计，在中国沿海，北起辽东半岛，南至广州湾，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打工度日的童工已逾5位数，那是多少个夏衍笔下的“芦柴棒”

啊！

一种似乎是坚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已在这些小小的孩子们心灵中形成：商品经济等于赚钱发财，有了钱就有一切就有未来，这才是真理，其余都是狗屁。

他们是这个国度里最年幼的文盲，他们却将成为未来岁月里某种世界观的代表，在他们眼里这个社会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用洛克的话来说彻头彻尾的个人利益，成了建立杜会的唯一基础（《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然而，当彻头彻尾的个人利益可以把人当作商品贩卖的时候，人们惊愕了，并且想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它的美好除了体现在物质层面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氛围，当然也断然离不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贫穷的地方动员了一切的劳动力，包括宁可让孩子们停学，一块儿去砍树，去挖草根，去开小煤窑等等，这种表面上是为了摆脱贫困而努力的现象背后，其实仍然是人对自然的无度的掠取，并且身教言传，把这种劣根性交给了下一代，使贫困的毒瘤依附着绵延曲折的根蔓，延伸到更加贫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