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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学儿童与童工和中国人贩子（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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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另一种危机（.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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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学儿童与童工和中国人贩子

无论在哪一个城市的集市摊头，你都能看到一些孩子幼小的身影，他们帮着父母搬菜、收钱、跟顾客讨价还价，或者蹬着三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这是一些丢掉书包的孩子。

“你为什么不在家读书？”

“那有啥用？”

他瞧了我一眼。

“长大了做点啥呢？”

“小生意呗。”

“在四川老家上过学没有？”

“三年级没有读完，我爸就把我带出来了。”

“喜欢北京吗？”

“就像第一次去姥姥家似的，开始有点陌生，现在还可以。”

“还玩些什么呢？比如上公园。”

“玩？没时间玩。

这辈子就没玩过，从小给家里做事，带弟弟妹妹。”

他扛着一大捆蒜苗过马路，累得直喘大气，我帮他拎着，边走边聊。

当1个亿的农民离乡背井流动在中国的城市，茫然地面对陌生的高楼大厦时，他们之中至少有1000万个失学的孩子，开始了流浪生涯。

这是一类特殊的都市童工现象，他们随着打工的父母而来，要想上学几乎不可能，在“家”

呆着父母又不放心，带在身边做下手倒是顺理成章的，“我的儿子，什么童工不童工的？你到农村瞧瞧，那些穷地儿的孩子哪一个不是童工？什么法？咋没有管咱农民吃饭的法？”

他的父母对我这样说。

也许，我们的法律实在缺乏足够的威慑力，然而法律总是法律：未满16周岁，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均属童工。

这些童工的另一个特点是：父母干什么，他也跟着干什么。

也就是说，他们将继承父母的一切，从不识字或者识很少的字一直到生活技能，他们决不会比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智商更大的出息，而他们本应是大厦栋梁。

父母捡破烂，他们也捡破烂。

一个5、6岁的男孩使劲地帮父母把捡来的纸盒子踩扁，然后熟练地折叠好，他的父母很高兴，摸摸他的头，那是孩子最需要的抚慰和肯定，他会干得更卖力。

报章上屡见不鲜地披露：父亲偷盗，儿子也偷盗；母亲卖淫，女儿也卖淫；一家流氓，一家杀人犯……这是20世纪临近结束时，中国社会的又一次震荡。

童工，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深刻的危机是社会细胞家庭的贫困及不稳定，缺乏责任感的父母用自己的双手葬送自己的后代，而社会的麻木也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一个不能保护孩子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美好未来呢？

当社会的天平不是倾向于孩子、妇女和弱者的时候，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腐败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置法律和正义于不顾的时候，我们再去一味地指责农民的愚昧，孩子的无知，岂不是太残酷了？

一个来自山东济宁在北京修自行车的青年人历数他所亲历的乡、村干部的恶行后对我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1993年初，北京曾有雇主虐待小保姆余小清案，后来有记者访查时才得知，受害者余小清当时只有15岁。

有人抱怨说余小清怎么不去找法院申诉，这种抱怨虽是好心的却是苛求，一个15岁的孩子应列入缺乏自身保护能力一类，可悲的是她的出走，可恶的是她的雇主，时下人五人六的北京人中，有几个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与那些父母身边的童工相比，有组织的童工、对童工实行强制劳动、集体剥削，同时剥夺了孩子们学习、休息、玩乐权利的事实，在中国南方比比皆是。

1988年初春，广西玉林地区致函中央，称春节以来，广东深圳、东莞大批地在广西玉林地区招收童工，先后招去中学生556名，小学生468名，年岁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造成北流县2345名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不再回学校上课。

广东的调查表明：深圳“三来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