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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五谷杂粮（第2页）

炎帝神农遍尝百草“教民食五谷”

及“耒耜耕耨”

是农耕文明之初的一大创举，真正区别于采集的人文初祖的里程碑。

而“耒耜”

则是炎帝和当时的老百姓一起发明创制的耕作农具，这始于7000年前的最简单的农具一直沿用了几千年，耒耜之下的耕作和收获也使我们的民族在时饥时饱中得以繁衍生息至今。

我们喜欢吃大米。

我们也吃五谷杂粮，并且饲养家畜。

和游牧民族更多地继承狩猎的传统，在星光月色下茹毛饮血、扑杀并吞食动物的肉大异其趣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农耕中更专注于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打交道，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的最初的欣慰，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植物生生不息、每年四季更替的神秘想象，面对风风雨雨的恐惧及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便有了“飞鸟负日”

、“嫦娥奔月”

的神话和“天人合一”

的哲学的思片。

但，那哲学的思片还是零星的片断，她只是附丽于文明的曙光，作为东方文化的神秘之母，她在其时还只是一个因子，在火与五谷的金黄色相辉映着的文明曙光中，她蜇伏，坚韧而又耐心地实践着一个真理：能使任何一种文明的辉煌达到极致的，只能是文化。

当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后人，企图冲出前人的樊篱，审视先哲的各种文化遗产时，我们发现有一些并非诗的格言却是与人类共长存的，比如：民以食为天。

关于五谷杂粮的回顾因而便丰富多彩，发人深省。

中国目前正在建设的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的河西走廊，早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便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了。

唐代前期，河西各州在天下升平之后，似乎并没有沉溺于声色犬马或大吃大喝，而是苦心经营了农田水利建设。

史料记载：当时渠道堰坝一律配套，实行地方官专人负责严密的管水配水制度，仅敦煌一地就开有大小灌溉渠道100多条，渠道两侧都种有防风的树木。

其时河西耕地总面积约合现在的320万亩，相当于今天河西耕地总面积的30%。

到盛唐时，河西走廊一带每亩粮田的平均产量合现在的153市斤，相当于1949年前的水平。

年总产量约合现在的22.7万吨。

天宝年间，河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为1723758石，每户平均上交29.01石，合现在的2396市斤。

这个数字与今天河西农民每户平均向国家交纳的粮食相去无几。

也就是说1000多年后，河西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平均计算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

河西如今的粮食亩产量较盛唐时高约四倍，但户平均耕地面积却不足唐朝时的14。

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河西的农业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人口暴增，耕地锐减。

1993年行将过去之前，这个世界不知感悟到了什么，人们忽然谈起粮食问题了。

而1993年对于世界来说，除了波黑等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动乱之外，还算是太平的。

择其要者，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握手了；南非正准备结束白人的种族主义统治；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欧洲人正热切地将希望寄托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而中国，则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更使世界侧目……

然而，日本忽然有偷米贼横行，这么一个经济大国，居然还有人去偷米？原来在日本内阁决议开放部分大米市场后，不仅影响了市场也影响了政局，30个产米县的议会通过了反对开放大米市场的决议，农民集会抗议，容易产生恐慌感的日本人有人去偷米就不足为怪了。

几乎是同时，1993年12月16日，韩国总理黄寅性辞职，然后是内阁总辞职，这是金泳三当总统执政10个月来，第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

总理辞职，为的是对韩国部分开放大米市场负责，日本与韩国都是因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接受了关于农产品准入问题最后调解方案而引发的两场风波。

看来害怕挨饿的不只是中国人。

大米与政局，竟也如此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