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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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

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

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

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

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

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

：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

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

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

房间已经准备好。”

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

了。

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

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

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

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

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

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

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

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

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

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

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

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

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