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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5页）

在明代历朝，均有皇帝钦点住持之例，而且一些敕建的佛教大寺院，其住持并非只有一人，有时是两人共同住持，

甚至三人住持。

如洪武十三年，重建南京天禧寺，明太祖下诏，由僧人守仁住持；洪武十六年，重建凤阳大龙兴寺，太祖诏僧人善祀、文彬住持；宣德年间，皇后孙氏笃志于着，宣宗因其之请，敕建大功德寺，“命礼部简僧之诚实有戒行者，主寺之熏修”

；弘治十四年（1501），因内官监太监李兴之请，在大兴县东皋村，建造一座寺院，踢寺额为“隆禧”

，明孝宗诏升僧录司左觉义定锜为右讲经，兼本寺住持；正德二年（1507），明武宗下诏，升僧录司闲住右觉义性道为右讲经，赋予他佥押管事之权，并兼北京智化寺住持；正德二年，明武宗下旨，升大兴隆寺僧人真泰为僧录司右讲经、定晓为左觉义，与右讲经性道“俱兼大兴隆寺住持”

。

明代两京僧人，均直属礼部管辖。

每当寺中缺住持，就由礼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其中考居首位者填补。

晚明一些寺院住持的选拔或者考课，形式上显然已雷同于儒家的科举考试，而从座师、同寅诸称的出现来看，

佛教寺院中的僧人也沾染上了很多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习气。

一般的小寺，其住持的选拔，则显然受到了僧官衙门与礼部的双重管制，尤其是礼部的制约。

关于一般寺院住持的选拔程序，以及与僧录司、礼部之关系，盛时泰的《牛首山志》为我们提供了极为详细的资料，得以全面了解其中的程序。

根据记载可知，每座寺院有住持一人，统辖诸僧，但住持的去留，则由礼部尚书陟黜。

每当遇到寺院缺少住持，其住持的推选程序如下：先由寺中众僧各以名上，再由礼部尚书在其中遴选一人为住持。

住持归属一且定下，礼部尚书就让所属官司执行，而任命的札付则出自僧录司的善世。

至晚明，善世一职已久虚其名，则由僧录司的觉义以次掌握印篆。

住持之秩，本与觉义不甚相远。

但一且各寺住持的出任，需要得到出自僧录司觉义的札付，于是住持与觉义相见时，身份就稍有下降，虽名义上是一寺住持，但在礼仪上所获待遇几乎就如同一般僧人。

不过也有例外。

凡是一寺住持出自礼部尚书亲自遴选，又才品相当优异，而且任命的札付也出自礼部尚书之手，那么此类住持就可以与僧录司掌管印篆的觉义平起平坐，从而使寺院也可以与钦赐的大寺相提并论。

这时的一般寺院，尽管其住持之秩还是与于诸寺之列，但“其声称翕翕，在诸住持上”

，

声望骤然上升。

佛教寺院以大统小之制，自明初实行以来，在明代中期尚一直贯彻实施。

即以南京牛首山上的弘觉禅寺为例，此寺在洪武年间称佛窟禅寺，当时的住持僧是李行琛。

行琛于洪武十九年（1386）还俗。

接替他住持此寺的是僧人斗南。

宣德八年（1433），巳故太监名下南京内宫监内使阮昔，重新修缮此寺，起盖佛殿、山门、廊庑、宝塔。

至正统年间，此寺敕赐为“弘觉寺”

。

景泰二年（1451），阮昔又用自己在南京城内旧宅建寺一座，钦奉敕赐，称为“承恩禅寺”

。

承恩寺建成后，由弘觉寺住持僧福宽“兼住掌管”

，而承恩、弘觉二寺，“俱是一处常住供给”

。

这是大寺弘觉寺带管小寺承恩寺之例。

至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信奉佛教，在北京的各座大的寺院，均设有一些“书办人员”

，专门传录佛经，由近幸太监一两人统领其事

书成上进，以供御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