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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医卜相巫（第2页）

朱棣登基以后，又将他召回京师，任命他为太常寺丞，赐与甚厚。

袁珙子忠彻，传其乃父之术，也受到了成祖的重用，官至尚宝司卿。

早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棣就派典膳井泉等人将袁忠彻召入燕王府。

朱棣向他出示相人一类的书籍，命他与内使哈刺帖木，识字人朱琇、沈淳，画工白皙等，将古代相人一类的典籍以类编辑，汇成一书，称为《人象大成》。

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曾经博收天下术数之人，为自己所用。

但到了明英宗时，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在朝服务的术数之人已经凋零殆尽，而且占候缺人。

天顺二年（1458）十一月，当时掌管钦天监事的礼部左侍郎汤序上奏，建议“凡精通天文、历数、地理、课命之术者，不分军民，起送赴京；或避罪亡匿之人，亦免罪送监，量材奏请擢用”

。

这一建议通过下到礼部共同商议以后，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再上报给英宗，得到了英宗的批准。

不过，考虑到术数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为朝廷服务的同时，也会给朝廷带来麻烦甚至威胁。

为此，英宗在用这些术士的同时，又特意加了一条，即对于那些妄言祸福或违理乱众的术士，有司还是应严加禁约。

明朝廷对相术一类书籍相当重视，甚至将它们颁发到各地的学校，供诸生学习。

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福建曾见到袁忠彻所著《相人书》一帙，后载：“嘉靖四年秋七月，浙江督学道发衢州府江山县学收藏。”

下用关防钤记。

这就是例证。

上行下效。

由于帝王对方士格外重视，于是在士大夫中也就形成一股与方士交游的风气。

据载，明代的士大夫“多信地理”

，其实就是对风水之术的佞信。

士大夫聚在一起，“大都讲些堪舆话，又说些星命学”

。

当时如少卿蕲贵、侍读徐穆都好星术。

京城翰林院诸先生每次会晤，也都笑谈星相之术，所以术士多游历京师，与士大夫相交，藉此获取名利，成为一时的风尚。

如会稽方士罗一元，凭藉星术游历北京，沈龙江、石东泉等京师大老都“上宾礼之”

。

这也堪为一例。

二医士与医术

在明代，人们将医士与江湖术士并列，而在地方上，也是医学与阴阳学并设，医术也就降而与方术并称。

在明朝人看来，古今不甚相远者，惟有医学一途。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医学的功用最切，而行医者技艺的高低也容易判别，所以行医者不得不习而精之。

但无论如何，像扁鹊之视五脏症结，华佗之剖心传药，这样的绝艺实属世所少见。

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夫医者，意也。

以意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以“意”

行医，有方而不泥于方。

按照传统的医理，意难于博，博难于理。

而医得其意，则足称国手。

这种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