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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贾百工（第6页）

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金钱如丘，绨锦如苇，往来平康之间，一掷千金，只知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种种手段，提高社会声望，光耀门楣。

汪道昆《太函集》卷67记载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时所说的一段话：“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

商人已不再满足于掌握“贾道”

，拥有大笔财富，还要通“儒术”

，博取科第，以便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商人喜欢附庸风雅，结交一些文人墨客，甚至一些当朝有势力的官员。

在扬州的徽州盐商，除了“毫毛析利”

并为一些荐绅先生所不道者外，但确实也有一部分徽州盐商慷慨行义，娴于文辞。

如程良学，就整日与文人雅士交往，“雠故经籍，玩弄古钟、鼎、琴、剑以终日，不问家人生产”

，甚至与这些文人结成“竹西社”

，“竹西二十一子”

闻名于海内。

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言：“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

他们在醉饱之余，在精神享受上也不乏追求，喜看戏听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还盖造园林，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

“儒商”

绝非只是现在的时髦词。

若想做“儒商”

，想必还应补学明代商人这一课。

商人夫妇（选自《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二弃儒就贾之风

弃儒就贾或者士、商相混，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

，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

余英时对此问题已有深入的探讨，

而笔者在此的讨论，除了对此现象进行史料的补充，藉此证明这一现象在明代的深度之外，尚拟就此问题给以一些深入的研究。

士、商关系的改变，最为重要的是来自士人对商人或经商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当这种观点出自一些较为保守的理学之士之口时，就弥足珍贵。

过去的研究者多喜引用李梦阳所记商人王现（文显）之说及李贽之说。

如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云：“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

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李贽论商人道：“且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之门者！”

其实，在明代士人中，肯定商人或者不讳言富强者不乏其人，郭子章之说堪称一例：“儒生讳言富，则孔子足食，《大学》生财，非矣。

讳言强，则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

立国以仁义为干，富强为枝，舍富强，专谈仁义，犹木有干而枝叶不附也，槁且立见。”

而一些理学之士在这方面的新论，则更可说明明代士、商互动之广泛性。

明代理学家吕柟说：“商亦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