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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贾百工（第5页）

事实确是如此。

即使像南京秦淮的名妓，在她们的归宿上也不乏做出选择商人的举动。

如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后归徽州歙县的吴天行。

吴氏是一富商，家赀百万；又有一位小马嫩，轻盈飘逸，自命风流，后也被真州盐商用千金购得，并将其进奉给溧阳陈名夏。

有了钱，即使身处穷乡僻壤，也能享受到城市一般的繁华生活。

如四川建昌，僻远万里，处于深山老林之中，但因生产杉木板材，为四方商人所聚，获利甚巨，大发横财。

于是，杭州、苏州新织的种种文绮，吴中贵介公子尚未穿戴，建昌木商已经先得服用。

妖童娈姬，比山外城市更胜一筹，山珍海味，也都获先尝。

商人并非个个为富不仁，有些商人同样追求儒家伦理，讲道德，求教化，不是自学儒家伦理，就是征引儒士，馆于家中，让他们教诲自己的子弟。

如辽东商人史六丈，平生在南方经商，老后归慕德化，向先辈问学，所学有《小学》、《家礼》、《四书》、《通鉴纲目》、《春秋》、《左传》。

数年之间，寒署不废，学有心得，以致成为“乡之达尊”

。

又如在松江，有一大贾，家中雇有馆师，训导子弟。

商人的子弟读书进学以后，也不忘行善乡里。

如上海县诸生唐默，“父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田亩十余万”

。

唐默看破钱财，认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一场空，将钱财田亩散去。

换言之，商有士行，甚至一些商人之行还为一般士人所不及，这是晚明商人精神的一种新动向。

明末清初学者将此类商人称为“商士”

，

说明这些商人虽为经商，却有轻利重义的士行。

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

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

到了明代中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自己对走江湖、逛娼楼的生活乐而不疲，显得信心十足。

张来仪《静居集》卷2有一首诗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诗云：“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祁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宅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

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如此看来，这不仅仅是商人生活的自白，简直可以看做一曲“贾客乐”

。

商人虽常年在外，但他们对这种奔波的生活并无怨言，甚至“年久在外，窝住人家，娶妻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