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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第9页）

（《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

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

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

，“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

，“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

，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

，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

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

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

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

今诸王公何以于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

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

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

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

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

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

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

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

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

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

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

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

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

，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

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