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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辞中也很少事神的记载,绝大部分是对人事的预测。
卜辞中却尽是“没完没了的卜雨卜年”
。
春秋时代
到了,贤人智者更多和人道一并来理解天道,或径称人道来取代天道。
《论语》中除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没出现过天道这个用语。
鲁昭公时,先是来了彗星,接着心宿在黄昏出现,申须、梓慎等人就断定郑国要有火灾,裨灶要求子产禳灾,子产不从,后来果然发生火灾。
于是裨灶再次要求子产祈禳,否则郑国还会再次发生火灾,子产仍然拒绝,并且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左传》的作者交待了上面这段争论,故事的结尾一句是“亦不复火”
,作者怎么看待这场争论是明明白白的。
子产和裨灶等人的争论是新兴的理性态度和旧时代感应思维的争论,子产看重的是可由经验了解的周遭世界,是可得而知之的人道,而非经验不及的天道。
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理性态度。
《左传》里还是有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但其作者大体上的理性态度是很显明的,拿左传和公羊传、穀梁传比较一下,这一点无人能够疑问。
后世儒家推重左传,自有道理。
理性这个词有多重意义,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理性这个用语的意思是大致可辨的。
我们说某人理性,是说他着眼于现世、重经验重常识、冷静而不迷狂。
理性态度是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
子产、孔子这些人代表着理性态度在中国的兴起。
整部论语简直就是理性态度的范本。
孔子的现世理性态度是那样深厚,其不信怪力乱神是如此彻底,直到今天读来都令人惊异。
从世界观的转变来说,从认知态度的根本转变来说,孔子的思想是革命性的,代表的是一种新兴的理性态度。
理性态度是在和感应认知的斗争之中生长起来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有明确针对性的。
我们早已习惯了理性态度,乃至于我们不容易感受到理性态度相对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感应认知曾是怎样一场世界观的革命。
我们都知道孔子尊重传统主张复古。
这并不奇怪,革命性的精神经常以恢复传统为号召。
我这里不是就孔子之代表儒家而与道家、墨家等相对谈到孔子的。
孔子、老子、墨子、庄子、法家,他们整体地兴起了理性态度。
我们从先秦诸子那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理知时代开始了。
我当然不是说,诸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要之,尊崇理性原本意味着种种不同取向永不会有定于一尊的局面。
先秦诸子是感应宇宙观崩解时代的不同应对,这些不同取向的交错、冲突、交织、借鉴、继承将塑造中国人的心灵结构,将铺展中华文明的大画面。
秦汉一统造就了中国政治的主导格局,而从精神层面上说,中华文明则是由诸子时代奠定的。
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理性转向”
的程度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相当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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