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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现在不当差了，改为当兵，当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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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凭空多出来的役使。

出钱不用出力，变成了出钱还要出力，怎么是减轻农民负担？再说了，原来的跑腿送信隔三岔五才有一次，现在的站岗放哨却是天天都有，又岂能不违农时？何况保内出了事情，保民还要负连带责任。

难怪就连章惇也说，保甲法哪怕存在一天都是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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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保留免役法，就必须废除保甲法。

然而在王安石那里，却是通盘考虑的。

两法的实行都在熙宁三年十二月，初九立保甲法，二十二日行免役法。

保甲在前，免役在后，这可绝不是碰巧。

事实上，王安石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

因此即便先有了保甲法，收免役钱时也不等价交换，而是要加收百分之二十，叫宽剩钱。

青苗贷款的利率也是百分之二十，半年收一次，一年下来就是百分之四十，还要说是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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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墓志铭中可见宋代保甲法中都保长保正的名称。

据&ldo;话说中国历史系列&rdo;《昌文偃武的时代：宋》第49页。

变法之用心，已昭然若揭。

实际上，正如本书开始就说过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危机。

因此，正如那位被打发到湖南衡阳看守盐仓的监察官员刘挚所言，为了理财，屠夫商贩也出进政事堂；为了牟利，针头线脑也要官府来卖。

政府拼命赚钱大发横财，抢夺市场与民争利更是不争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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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市易法。

读过本书第二章就知道，市易法是直接导致王安石首次罢相的一项改革，从皇太后到士大夫、大老板到小市民无不咬牙切齿。

这四种人看法一致实属罕见，此法变成过街老鼠却不能只怪执行官吕嘉问。

事实上王安石已直认不讳，本项改革就是要与民间资本争夺利润。

只不过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利薄，商人利厚，所以不必有道德和心理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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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啊！

难怪民怨沸腾。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因为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人民利益的，更高于个人利益。

因此，即便其新法确有利民和富民的考虑，那也是次要的。

民众就算得了方便和好处，也是搭便车。

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