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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3页）

故我总被视为忧患型的小说家。

尽管每次对话之后，我再三声明‐‐现实其实是挺美好的，无须乎什么人再替它忧患，人们只忧患自己就足矣了。

大学生们却更视我为忧患型的小说家了。

且都厚道地以为，我是替现实忧患到了不愿再言忧患的地步了。

我当然也不是那种很耐不住寂寞的人，忙里偷闲的，溜到大学去寻觅小说家的自我感觉。

再者说啦，寂寞是多么难得的宝贵时光。

中国人，你想寂寞，又寂寞得了吗？每次&ldo;对话&rdo;，都是被动员去的。

而每次&ldo;对话&rdo;的命题又一概地是&ldo;文学与人生&rdo;。

小说家谈文学，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

但于今天，仅谈文学，难道不是挺脱离群众的事吗？搭配上&ldo;人生&rdo;一块儿谈，才谈得下去。

听的人也才听得下去。

若无&ldo;人生&rdo;佐味儿，任何内容的&ldo;对话&rdo;，似乎总有点儿不咸不淡的不是？文学与&ldo;人生&rdo;，在我这儿，纯粹是两个命题的人为的遭际。

在大学生们那儿，大概相当于啤酒和烧酒兑成的&ldo;鸡尾酒&rdo;吧？文学的啤酒因了人生的烧酒而似乎使人血脉贲张。

人生的烧酒因了文学的啤酒而似乎有沫可冒。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但每次&ldo;对话&rdo;之后，回到家中，严肃反思，扪心自问，又总觉得自己像卖假药的江湖郎中，自产自销，兼自做广告，近乎蒙世的行径。

只好以这么一种逻辑替自己辩解‐‐有大学便有学生会。

有学生会便有各种活动举行。

没活动大学生们便对他们的学生会有意见。

而文学又总是在大学生们的&ldo;活动&rdo;之列的，不请我去也得请别人去。

别人恐怕未必如我那么好请。

大学生们乃国家的栋梁。

还没成栋成梁的时候便四处碰壁，难免不挫伤他们成栋成梁的自信。

由好请的我而鼓励他们的自信，是否也算对国家的未来尽了些义务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这么一想，也就泰然自安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病着，来了位不速之客。

又是位素昧平生的大学生。

&ldo;什么事？说吧！

&rdo;

待他落座之后，我明知故问。

&ldo;梁老师，你身体不太好？&rdo;

我说是的我病了。

&ldo;什么病？&rdo;

我说老病没愈，又添了新病。

自己也闹不清，使我停了写作，不得不躺倒下来的，究竟是老病，还是新病，自己也搞不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