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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第1页）

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

前夕，在景山看故宫，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

，然后就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此事的做法是错误的。

[19]这个回忆，恐怕有些误差。

称宣统帝之名而在“逐”

前加“驱”

这样的字，不太合民国十几年时胡适的说话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应非原话，可不必用引号。

而且，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

后的事，并且那事是秘密进行的。

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此事，到底溥仪是否会去东北，在“九一八”

之前并不能肯定（那时连“九一八”

是否会有都不知道）。

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怎么会在事发之前就凭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呢？

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

，恐怕还合乎逻辑一些，也更符合胡适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

罗先生希望为胡适留一个更“完美”

形象的美意，甚可感；但在此心态之下的晚年回忆，恐未必准确。

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要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

他那时的“率性”

，也还不止此。

三礼教与少年心

由于胡适平时“作圣”

的功夫很深，一般人并不真知胡适其人。

他曾自我描绘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

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

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

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

而且，“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

，有时也能过很快活与放浪的生活。

这一层“外人很少知道的。

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

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

不过，也要不时“率性”

的胡适认为，这些别人不知的真性格，“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