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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2章（第2页）

，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

[18]一方面既批评王明的错误，又主张继续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反复阐述这样做对于团结和教育全党的重要意义，他说：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

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

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

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

他又不撤回去。

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

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

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

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

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

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

是不是选举他呢？……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

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时照他们的办法办事。

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

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

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

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

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

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

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

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

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

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

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

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

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

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