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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2页）

但听众的拥戴，恐怕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他之所以被既存上流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国人”

已经承认他为“导师”

，正是这“国人导师”

的地位，使他可以在饭桌上指斥现任内阁总理。

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拥戴与否，对胡适的名与位都是有直接影响的。

这一点，他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

且任何人的精力都是个实数，多用于此，必少用于彼。

胡适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边缘知识青年；他少年时养成的防守心态又使他不得不与各方面周旋；随着胡适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以前流落异乡连吃饭也无保障的青少年经历渐淡，而与各种高官名流的应酬交往日多，更加没有多少时间专为知识青年说法，疏远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为胡适维持自己的名声增加了困难。

几十年来，胡适好名已成固定认知，论者比比皆是，这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胡适许多所为，也不仅仅是好名，有时还有为公众维持一个正面形象的深意。

他曾说过：“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

[3]胡适以少年而“暴得大名”

，成为士林领袖，社会的压力极大，对此他深有体会。

1923年6月，胡适在杭州养病期间，撰有《一师毒案感言》，肯定“暴得大名，不祥”

的古训很有道理。

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

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

颇叹“盛名之不易处”

。

[4]这是胡适的甘苦之言，但也说明，他维护自己的名誉也有为社会考虑的一面。

胡适好名之心确实超过一般人，也最能体会少年得志者爱惜羽毛的心态。

他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起梁启超成名太早，知道别人会收集他的字，所以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

唐先生以为这是胡的夫子自道，信然。

胡适一生基本坚持记日记，他后二十年的日记曾示唐先生以助其写《胡适之传》。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要收藏此日记，胡适马上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此词唐先生译作‘核阅’，是客气的译法，实际也可以有删削注改等意］一下。”

后来便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