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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3页）

而且，陈氏对西洋名词“哲学”

是有体会的。

历代学人讲三代，无非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柏拉图写《理想国》，取向略同。

那些被认为是三代之文的具体典籍固可是后出，对典籍已出之后的古人来说，特别是对民初讲旧学的人来说，其代表“中国哲学”

之主要精神，却不容否认。

陈氏本非讲“历史”

而是讲“大纲”

，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蕴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定。

反复申说这么多，当然不是要翻什么案，以贬低胡适所起的划时代作用。

也不是说我们今日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课可以取消（但文化体系不同，随意用西方哲学概念套中国思想肯定只能造成“始乱终弃”

的结局）。

正相反，这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胡适所开的风气之宽广。

今日我们所说“哲学史”

即“哲学之历史”

的意思，就是由胡适开始肯定下来的。

余英时师总结说：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

。

但顾颉刚、傅斯年二人的旧学基础“不但不在胡适之下，或者竟有超过他的地方”

。

胡适究竟凭什么来争取他们呢？顾氏对胡适讲课的回忆已提示了答案。

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换言之，顾、傅等人“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

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

。

余先生进而指出，顾颉刚这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

他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

。

结果，不论思想上与胡适接近还是疏远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

。

这就是孔恩（thoaskuhn，也译作库恩）所说的建立了学术思想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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