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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3页）

[74]林纾是自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适的自信超过林氏，以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进也更“新”

的郭氏却主动置胡适于当年林纾类似的位置，这大约就非胡适始料所能及了。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的确是日新月异！

同盟会时代的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

，也是不得已。

因为中国政象，本已是大厦将倾，故他那一辈人“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

。

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

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

。

如果胡适这辈人也随钟氏一辈之潮流而漂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

1921年5月，胡适曾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

，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

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

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

是他在“国中的事业”

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

。

[75]

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

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

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

，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

，敢于开方了。

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

；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

的五四口号。

[76]这已是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

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