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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2页）

。

[71]实际上，林的失败恰是在“地位”

上而不是在“主张”

上。

蔡元培的答书集中在否认北大存在林所指责的“覆孔孟，铲伦常”

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两点上。

但蔡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

假如蔡的辩驳是成立的，则北大所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只是程度还不够罢了。

所以，如果从观念上看，应该说是林纾的主张取胜才对。

林纾在1919年给蔡元培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

。

到次年9月，胡适在北大的开学演讲《普及与提高》中，说新文化运动已成“新名词运动”

，则胡适已认同于论敌了。

陈独秀在年底的《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提高与普及》的短文，似乎不太同意胡适关于北大学生应侧重提高的手段，但他在学生水平一点上，与胡的意见并无两样。

陈说：蔡元培长北大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

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混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

[72]用中国“旧思想”

谈西方“新学问”

，正是名副其实的“新名词运动”

。

两位老朋友虽然主张采取不同的对付手段，看法却是一致的。

新文化人或者有意无意间已接受了林纾的观念，或者因其与林氏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观念本相近。

这样看来，民初的新旧之分，恐怕更多是在态度上而不是观念上。

林纾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中国思想激进化的一个“受害者”

。

胡适曾终生取笑林纾论古文不当废时所说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实话。

但胡适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也同样太计及长远而失之简单空疏，无法与再年轻一辈人所向往——且为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所支持——而理论又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竞争。

郭沫若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出胡适过去的研究也是只“知其然”

，而他则要“知其所以然”

。

[73]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郭类似，也指出胡适对中国社会未能提出系统和具体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