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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3页）

的方面以西洋之长补中国之短，能否做文章是次要的，所以才有不读中国书的说法。

[68]

1919年林纾与蔡元培的笔战，就是考察民国初年思想界激进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那次象征性的新旧之争，一般均认为是以蔡胜林败为结局的，当然也就是新战胜了旧。

这个看法，最多只有一半对。

从思想观念的视角看，恐怕应该说是林胜了蔡。

这并不是要标新立异。

只要细看蔡元培对林纾的驳论，便可见蔡无非是一一力驳北大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错误”

，却甚少指出林氏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

实际上蔡在驳林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

此虽是论战中常用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争论的一方若基本全用对方的观点，而无自己的立论，等于就是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

如此，则即使胜了战斗，也是输了战争。

胡适和鲁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要为小说正名。

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给小说以“现代学术荣誉”

，也就是要“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

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诸人其实是继续林纾的努力。

若论中国小说转向以西方为本位的典范转移，林氏正是始作俑者。

郑振铎在林纾去世的1924年指出，把西洋小说提高到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的程度的，正是林纾。

小说在中国由士人不屑的“小道”

而被提上台面，也是林氏的功劳。

以前的文人写小说，都不署真名。

林纾虽以古文名世，译小说却肯署原名。

概言之，“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

有意思的是，梅光迪也曾攻击胡适“把《水浒》来比《史记》”

，则两人努力方向原本一致。

[69]小说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但最后得到承认却正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