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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

胡适一生谨慎，唯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常常主动进攻别人。

这虽然与他“暴得大名”

之后略有点飘飘然有关，但传教士应具有的“新观点和批判精神”

所支持的对愚蠢的不容忍，应该是他这段时间颇具进攻性的主要思想基础。

正如前引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傅斯年如此，陈独秀亦然。

他自己就曾叹谓：“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66]上面所引他所说的几个“不得不”

，都属于这个总的“不得不”

的组成部分，都分明告诉我们他那种忍痛割爱的矛盾心态——为了更新更美的未来，过去的一切都可割舍。

既然如此，新文化人就走上一条故意激进之路。

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攻击，就是遵循故意激进这一取向的。

攻林最力的钱玄同1921年致胡适的信，就很能代表这些新人物内心的想法。

钱以为，《三国演义》的用处即在高小学生“读过几部今语体小说之后，即可看此书，以为渐渐看古语体书之用”

。

他拟出今后学生看书由今至古的程序是：第一、二步是读不同程度的国语课本；第三，“读语体小说，不论新旧，但须有文学的价值者。”

第四，“读《三国演义》，以为由今语入古语底媒介。”

然后可看梁启超、胡适等当代人的文言文，最后则“大概可以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了”

。

[67]可见钱内心中还是把林纾的古文看得甚高。

这最能体现新文化诸人反桐城派不过是故意取法激进，以得折衷的实际效果。

其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使学生能读古书，以继承中国的传统。

这种苦心，人每不知，他们也不一定要人知。

但后来的研究者也不知，说他们真反古文，是厚诬前辈了。

鲁迅曾说，不读中国旧书，最多不过不会写文章，可知他是认为要写好文章，正应看中国书。

只是他们觉得当时中国的急务是“起而行”

而不是“坐而言”

，即要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