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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2页）

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6]既然“旁行斜出”

成了时代的代表，所有各具体时代处于边缘的文学家就摇身一变而成了“正宗”

。

简言之，胡适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先把所谓“古文传统史”

划出去，再把历代的边缘文学串起来作为正统，然后据以否定历代文人自认的正统。

这样的“竖断”

和“横断”

之后，一部新的文学史就出现了。

可以看出，胡适治文学史的方法，实际是一种倒着放电影片然后重新剪辑的方法；以“另辟蹊径”

的取向，集“旁行斜出”

之大成。

而其要点，就在于自说自话，根本不承认历代和当时的主流，当然也不与之对话。

前面说过，胡适先天有一股反叛气息。

如果不是少年“暴得大名”

，大约还要反得厉害。

这样的性格使他特别不喜欢律诗、对联、骈文、八股以及写作中的用典。

因为这些东西都最能体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的中国传统，最不宜有反叛气质者。

他常说律诗不通，一是要凑对子，一是要用典。

胡适以为：“骈文、律诗，都是对对子；一直到八股，还是对对子。

可见对对子是一条死路。”

他觉得“律诗和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

。

一旦摒弃过去的观赏标准，评判结果当然不一样。

故胡适虽然背了几千遍杜甫的《秋兴八首》，“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

。

他也认为苏东坡的文通诗不通，因其写诗好用典。

胡适看了比他老一辈而享誉当代的律诗大家陈三立的《散原诗集》，发现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

。

[7]

不过，胡适反对律诗和用典的文章，也因为其“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