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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3页）

字上，“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

。

可是他发现这实是“遁辞”

，于理无法再论；又以威尔逊所说的“政府之权力生于被统治者之承认”

来论证民族主义，仍发现承认也须有标准，是以种族为标准还是以政治之良否为标准，皆回到前面的两个论据上，故“终不能决也”

。

这是胡适“展缓判断”

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现。

实际上胡适是在为他在意识的层面不能服膺民族主义化解。

民族主义的各种“前提”

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义本身也就“不能单独成立”

，当然可以不尊奉。

所以，胡适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

此时他是反对有人“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

的，但是他又展缓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做出选择的“判断”

。

二十年之后，当日本的侵略再次紧迫时，他会发现自己也不得不认同于他本来十分不欣赏的国民党政权。

不管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他终于以此为基础做出了判断。

在更广义的层面，胡适早已找到了他那“远为深奥”

的“真正的最后解决”

之道。

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

他坚持认为：“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

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

目前所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

。

这造不能亡之因的办法，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兴教育办国立大学。

胡适重申，一国无高等学位授受之地，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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