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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和“道教”

三题目。

但胡适因此提出许多问题，从立国是否须有宗教，到中国，再到孔教的定义和内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国古代其他诸子学说可否并尊，最后还想到如不当有宗教，则何以易之。

所思甚宽而极细，条析论列，层层进逼，逻辑性相当强。

胡适一向主张要有思想能思想，观此次关于孔教的思考所提的问题，知其的确比大多数人能思想。

当他觉得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就写下来“供后日研思”

。

[41]则其在不能决时便展缓判断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学实验主义而后有之。

这一点在他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上也有体现。

1917年3月，报载王闿运去世。

胡适想起十年前读其《湘绮楼笺启》，王氏曾说，八国联军入北京而不能灭我，更谈不上瓜分中国。

而且，中国人“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

？当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

。

如今“思想亦已变更”

，觉得王所说“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

，其实正合中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

。

故不应以后出之外国学说责中国旧学家。

这引起胡适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的反思，他从“去无道而就有道”

之理论证民族主义说：“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

，即“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

。

中国人推翻“满清”

，即因满人实已不能治汉族。

但若所得不过袁世凯，不见得比“满清”

好，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

。

若在袁与威尔逊之间选择，“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

。

[42]

但胡适也觉这样主动选择外国人治中国到底有点不太妥当，又自解说，要点还在“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