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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3页）

这里的传教士已经有些“文化帝国主义”

的意味了。

就基督教国家来说，到1915年胡适因中日“二十一条”

交涉而心绪烦乱时，更直接指斥它们对待弱小国家全持帝国主义态度，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

在把这些“野蛮”

和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西方事物拒绝摒弃之后，胡适心目中的“西方”

就只剩光明了。

故文化可分论虽然使胡适捐弃了“西方整体”

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却也同时净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

。

他能长期看到西方的光明一面，正在于此。

胡适思想行为表面上的矛盾现象，由此视角去观察，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与基督教之间这一段合离，与他本人在美国留学时从初无太大信心到恢复自信的始末，几乎是同时的。

[11]的确，胡适一生在生活经历的转换时，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

而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

此次的因情绪波动而加入基督教，也很像在上海初为受人轻视的小乡下佬。

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不仅聪明过人，其能吃苦奋斗的精神也十分特出。

他初入美国学校时，体育对其是一大挑战。

开始他“一无所能，颇以为耻”

。

但体育是必修，不过关是不行的。

胡适只好“竭力练习”

，三个月后即见功效，已能跟上了。

体育是小事，要跟上所学的专业，就更不容易了。

首先对外国人来说，英文要过关就不那么简单。

胡适到美后，仍像初到上海时专攻弱项一样，“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

，结果确有进步。

后来他慨叹说：留学非易事。

所处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

；完成同样的课业要耗美国人一两倍的时间。

这些都是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的甘苦之言。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