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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但第二天再听陈绍唐讲教义，“大为所动”

，决定“自今日始，余为耶稣信徒矣”

，那天晚上即在讲道时当场起立自愿入教。

但是胡适终不能与耶教相得，从1912年起就逐渐“淡出”

而脱离了教会；几年后回想起来，又认为是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

，反而“起一种反动”

，深恨教会这种玩“把戏”

的行为。

[9]

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加入基督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

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

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

[10]而传教士正是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

的。

的确，胡适在中国读书的十多年间，正是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时。

胡适的入教，正像其割掉辫子留诸国中一样，也确实有想疏离于“野蛮落后”

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

西方之意。

而且，就是他后来大讲的世界主义，其中也不无此类蕴涵。

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最终捐弃基督教，却是根据的文化可分论。

他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

、塑造“神像”

、“佛教中之经咒”

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

等同样“野蛮”

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

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

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了。

同时，胡适对基督教的反感，还在于更早就有的对传教士和整个西方在中国行为的不满。

就传教士个人来说，他们到异端国家去就是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当和我们一起时，总带有傲慢的保护者的高人一等的神态”

。

胡适在谈到传教对象时无意中从“化外之民”

转换到“我们”

，说明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那自然只能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