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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ldo;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rdo;之说。

凡此，足见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在诸多的中国古代立法论说中，商鞅的&ldo;法以爱民&rdo;、&ldo;法令民之命&rdo;的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是明确无误的，但也是最为后世有意忽视的，商鞅这一立法思想，决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质。

秦国变法的第二年，秦人&ldo;大悦&rdo;。

第三点，&ldo;去强弱民&rdo;的立法目标。

所谓&ldo;强&rdo;，这里指野蛮不法。

所谓&ldo;弱&rdo;，这里指祛除（弱化）野蛮不法的民风。

这一思想的完整真实表意，应该是：要祛除不法强悍快意恩仇私斗成风的民风民俗，使民成为奉公守法勇于公战的国民。

也就是说，&ldo;弱民&rdo;不是使民由强悍而软弱，而是弱化其野蛮不法方面，而使其进境于文明强悍也。

就其实质而言，&ldo;去强弱民&rdo;思想，是商鞅在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实现战时法治的必然原则，是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国民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必然途径，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点，&ldo;使法必行&rdo;的司法原则。

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国家之乱，在于有法不依。

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不仅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备，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执行。

某种意义上，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

正如《画策》所云：&ldo;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rdo;

但是，商鞅的立法理念中还隐藏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哲学理念‐‐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这句话的意思几乎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

这一思想的基础逻辑是：社会是由活体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不是机器，不会因法制完备而百分之百地自动运转，法律在现实的执行中往往是打折扣式地运转。

因此，我们可以体味到其外延思想：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地自动运转，所以强调执法，甚至需要强调严厉执法是必须的。

而执法司法就体现于人事，这就需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

也正因为如此，秦法对官员&ldo;不作为&rdo;的惩罚最重，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

显然，商鞅将&ldo;使法必行&rdo;看做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

否则，国皆有法而依旧生乱。

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包括韩非子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的重要性说得如此透彻。

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秦任&ldo;行法之士&rdo;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