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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斑驳 都市的历程（第4页）

从近代到今天，流离在欧洲、北美的华人始终聚集在一起，成为欧洲大都市或北美大都市中相对独立的华人社区，贴着对联、挂着灯笼、供奉着关公，每天赶大清早饮早茶。

在整个西方，敢与咖啡文化挑战的只有中国的茶文化了。

实际上在纽约、巴黎、旧金山人们看见的唐人街，恰恰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倘若将这个缩影再做一次微缩，那么甚至还能看到中国社会某些城市发展的痕迹——中华民族民族过程的几根粗线条。

就历史的民族过程而言，中国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是一个巨大而松散的网络。

这个网络在历史上的更为独特之处，是用方块的汉字把中国地域上绝大多数居民结合成为一个香烟不断的民族——汉族——同时也和别的民族相处——甚至如元、清两代为少数民族统治——但从文化而言，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却先后都被汉化了。

如果我们贴近西安的古城墙或者是南京的石头城，看那斑驳及墙缝之间生出来的小草，一切都于无声的倾诉中展现着先人在黄河流域走过的路、留下的城，人类在几千年前的巨大的创造和同样巨大的破坏。

中国历史到了唐朝后期，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了，不仅城市的数量增加，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美国学者施坚雅称之为发生在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

。

按照施坚雅的统计，8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100万人。

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75万人。

南宋的临安于南宋灭亡之前，人口为120万人。

这些城市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

施坚雅并且认为：

与中世纪的长安、开封与杭州先前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一样，南京在明改建以后的十年左右时间内赶上开罗，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至15世纪某一时期为北京所代替。

除了17世纪短时期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和德里曾向其居首地位挑战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800年前后伦敦才超过它。

时至近代，在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衰退了，并且在其因为文明久远而斑驳的古墙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殖民者、侵略者刀枪的烙印。

但上海是例外。

这个显然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有了“东方巴黎”

之称，作为租界统治和港口条约的产物，它的每一幢建筑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象征，外滩一带被分割的殖民结构杂陈了美国、法国建筑的线条，从外部掩盖着更广大得多的陋巷、棚户及马桶。

1842年，上海人口为30万人。

到1949年，便已激增至300万人。

上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态下的畸形发展，无度的掠夺和奢靡，带来的在生态方面的结果是：整整污染了一条苏州河。

苏州河的变黑变臭，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警示。

当苏州河已经臭得没有法再臭的时候，上海市的人口在1960年时已高达600万，这600万意味着冲击1000万大关的人口增长已经轻而易举了。

于是，流域面积大得多的黄埔江，又被严重污染了。

1990年出版的《中国国情报告》指出，人口在1985年便已有1180万，流动人口120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9782人的上海市区，“日产生活垃圾8000吨，建筑垃圾3000吨，粪便7500吨，工业垃圾2万吨，四项之和每天产垃圾4万吨，一年达1500万吨，目前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不到5%”

，这些垃圾有多少倒进了黄埔江？

说苏州河是臭水河，说黄埔江是垃圾江，早已不算过分了。

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坚定地走在城市化的道路上。

而与此同时，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以百万计的数字涌进大都市，铁路告急，住房告急，用水告急，治安告急，城里突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破衣烂衫，以及声若洪钟的串街过巷收破烂的人群，还有小保姆、老保姆们的种种故事。

对于都市人类学家来说，都市的膨胀是在刹那之间完成的，但城市本身却对此毫无准备，基础设施还是陈旧的，城市街道依然那么多，就连警察也来不及增加，不知道水在哪里房在哪里地在哪里，只要你走到大街上，你就只能人挤人。

城市的膨胀和人的贪欲的膨胀一样，在无序中显得不可阻挡，使人想起了大跃进。

1949年以后，中国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不顾国民经济的实际水平，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在三年之内有1970多万农民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1960年，全国总人口66207万，城市1307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9.7%，这个时期成了全国城市化的超速发展时期。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大跃进失败后的大萧条，城市里粮食、副食明显供不应求，中国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大量的“票证年代”

，凡是生活必需品无不凭证供应，而且食不果腹，大肚子病丛生，营养不良折磨着所有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