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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Snapchat危机（第2页）

Instagram的许多员工是从Facebook转来的，他们对斯特罗姆的垃圾新规并不感冒。

这既不符合实用原则，还会使他们分心，他们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在竞争上。

对那些员工来说，斯特罗姆的行为简直就是做作的典范，完全体现了斯特罗姆对Instagram产品本身的看法——Instagram是一款用来原原本本地呈现世界上所有美好的应用。

这一想法往好里说是过时，往坏里说是危险，这种定位会限制自身的机会，把市场份额拱手让给Snapchat。

每天有1亿人会登录Snapchat——这一数值是Facebook通过Onavo工具估算所得。

员工对斯特罗姆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他不知道什么才是对Instagram的未来最重要的事情。

员工做了一件二十多岁的人在遇到不爽的事情时会做的事——玩梗。

他们把斯特罗姆的声明变成了伪丑闻，称之为#trashcangate（垃圾桶门）或#binghazi（桶加西），后者呼应了当时持续不断且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希拉里·克林顿在班加西事件中的决策失误。

接下来的几周里，员工会不断在周五的问答会上向斯特罗姆和克里格说起这些梗，有时纯粹是为了搞笑，因为他们知道斯特罗姆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不会动摇的。

当斯特罗姆去国外见名人时，员工会把他送到办公室的快递包裹堆在南方公园会议室外并拍照留念，还露出嘲讽的表情，甚至有一个员工在万圣节时装扮成了垃圾桶。

#trashcangate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员工常常会感到沮丧，这比那些笑话更难说出口。

斯特罗姆太过专注于他想要Instagram呈现的样子，把质量的标准设得很高。

但正是他的这些高标准让团队无法推出新功能。

这一标准也让Instagram的用户倍感压力，他们想到Instagram对完美的追求就对上传内容感到害怕。

而敲响警钟，提醒Instagram症结所在的既不是皮克斯，也不是卡戴珊，而是青少年。

“每月第三个周四的青少年”

是一项由研究部的员工普丽娅·纳亚克举行的月度晚间常规项目。

Instagram的高级管理人员会在青少年最自然的状态下观察他们，也就是他们一起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

在旧金山一幢不起眼的办公楼，纳亚克会坐在其中一个房间里，观察那群坐在沙发上的青少年。

她面前是一面单面镜。

透过那面镜子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情况，Instagram的产品设计师和工程师就在那里看着那群青少年，一边喝着酒，一边仔细聆听他们的每一句话。

Instagram的管理人员已经从莉斯·佩尔那里获得了大量关于青少年的信息，佩尔的表格上有着来自全世界各地富有影响力的年轻潮流领袖。

但他们在旧金山观察的那群青少年是由一个叫作观察实验室的第三方机构花钱找来的，他们并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在收集信息，因此可能会更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有时这种诚实甚至到了残忍的程度。

那些青少年坦白说自己会在发布的内容上费很大的劲，他们会做精细的筛选，以求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他们之间还有一种不成文的社交规矩。

他们会留意自己的关注人数和粉丝的比例，尽量只关注回粉的人。

他们希望每张照片都能有超过11个点赞，这样照片下面点赞的名单就会变成一个数字。

除此之外，他们会先把自拍发到群里给朋友看，得到反馈后再决定要不要发到Instagram上。

虽然年纪大一些的用户会把所有发过的照片都留在Instagram上，以记录他们的每一个假期，但一些年轻人会定期删除所有或大多数的照片，比如在新学年开始前通过清空账号让自己焕然一新，或尝试一种新的风格。

如果年轻人想要做自己，那他们就会尝试“finsta”

。

许多青少年都有一个名为“finsta”

（fakeInstagram）的独立账号，他们会在这个账号上展现自己更真实的一面，表达更真实的想法，发布未经修饰的照片。

但这个账号通常是私密账号，只告诉最好的朋友。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国家，青少年把这一账号称为“私人账号”

，有的国家的青少年会将其称为“垃圾邮件账号”

。

这些名字都表明，他们不希望人们根据这些账号上发布的内容评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