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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史时地略说上（第4页）

然即谱谍亦非绝不足用。

何者？人寿长短，自有定限，苟能知其世次之相承，自可推见其年岁之大略，此《世表》所由作也。

古代列国谱谍已多无存，故《世表》所次，仅在共主。

以后世之事况之，自夏以后，犹元自仁宗以后也；五帝之世，则自成吉思汗至武宗之比也；自此以前诸帝王，则如哈不勒、忽都剌之偶一出现矣。

但知哈不勒、忽都剌，诚无从推测其年代；自成吉思汗至武宗，则虽纪年之史料尽亡，仍可据人寿之定限，以为推测之资也。

亿定人寿为百年，诚不可信。

然所假定为百年者，其寿及其执政之时，均不能甚短，则理无可疑。

然则黄帝、高阳、髙辛三世，假定其在位之年各为古人所谓一世，似不嫌多，然则三帝合为九十年，以与二千又四十八年相加，凡得二千一百三十八。

自此以上，帝王之名，多出谶纬既兴之后，有无殊不可知。

即谓可信其有，亦或同时并立，而非前后相承，古各地方演进之深浅不同，故其人之见解新旧亦互异。

如许行见解即甚陈旧。

盖其所为之神农之言，流行于僻陋之区也。

使非见于孟子书，著于孟子与其弟子辩论之语，人将疑其不出战国时矣。

然则儒家所言三代之法，夏不必不出于杞，商不必不出于宋，周不必不出于鲁，亦或同时并立，非必前后相承也。

诚以阙疑为是。

然其事迹符合于社会演进之序者，其人亦决非子虚。

儒家以遂人、伏羲、神农为三皇，而韩非子以有巢氏与遂人氏并举，《五蠹》。

《庄子·盗跖篇》以知生之民与有巢氏之民并举，“知生”

亦即遂人氏也。

于行事当有所见，则亦哈不勒、忽都剌之比矣。

其人不必同部，然究非如五帝之身相接，则更延长其所占之年，谓其各历百年，亦不为过，则合二千一百三十八年，当得二千五百三十八年矣。

自周之亡至于今，又历二千二百有余岁。

然则谓中国古史，始于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间，虽不中，当不远也。

论地域亦有大略可言。

东西洋之文明，缘起与传播皆异。

西洋开化，起于欧、亚、非三洲之交，幅员较广，地形亦较错杂，故其文化亦多端。

希腊、希伯来之异辙，即其显而易见者也。

东洋则中国，盖其缘起于江河下流，幅员较小，地形亦较画一。

故论中国文明肇基何地乎，溯诸邃古殊难质言，若求诸四五千年之前，则初不难断。

人事可以亟更，法俗不能骤变。

古代风俗：食以鱼与植物为主；衣以麻、丝，裁制宽博；居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钱币以贝为主；宗教敬畏龙蛇；皆足证其起于巨川下流与海交会之地，此固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古帝王都邑之可考者，始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

以史称其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与蚩尤战于涿鹿，有战事相证，非如泛言丘邑、陵墓者，可以信口开河也。

涿鹿、阪泉，实即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予别有考。

论其地，则服虔谓在涿郡，张晏、皇甫谧谓在上谷，《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皆以汉世郡县名相附会，不足据。

纣都朝歌，其游乐之地在于沙丘，盖即武王克殷后狩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