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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风俗（第3页）

古南越唐岭南道。

曰：“五岭之南，人杂夷僚。

不知教义，以富为雄。

珠崖环海，尤难宾服。

是以汉室，常罢弃之。

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

豪富兼并，役属贫弱。

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其性轻悍，易兴迷节。

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

此可见其地至唐世，政治之力尚弱，部落之力甚强也。

大抵交通便易之地，人事之变易多，风俗之迁流亦剧，闭塞之地则不然。

然迁流之剧，亦必阅一时焉而后知，生当其时者不觉也。

隋、唐之世之变迁，最大者为江域之财力及其文物，超出于河域之上。

观天宝乱后，唐室恃江淮之财赋为命脉；五代之世，金陵之文物，远非汴、洛所及可知。

淮域劲悍，杨行密尚用之以抗北兵，孙儒、朱全忠。

而南唐迄以不振，亦以其退居江左，溺于宴安故也。

岭南演进颇速，盖以海表估舶，谋近岭北，稍自交州，移于广州。

闽介楚、越，始终以小国自居，而南汉侈然帝制自为，盖以此故。

云南演进亦速，蒙氏遂克与上国抗衡。

此其牖启，盖亦资印、缅。

惟今黔、桂之地，变迁甚少，则以其最闭塞故也。

此等自易世之后观之，了然无疑，而当时之人，曾不能道，盖以其为变甚徐也。

惟北方变迁最剧。

此为自宋至明，外患率来自东北，而西北遂尔荒废之由。

其关系之大，可谓莫与比伦。

以其来也骤，故当时之人，已颇能知之。

然其迁流所届，及其所以然之故，则言之亦殊不易也。

近人陈寅恪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谓唐中叶后，河北实为异族所荐居，三镇之不复，非徒政理军事之失，引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送董邵南序》为证。

牧之文云：“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

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愈之文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常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陈氏曰：“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