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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第4页）

即就儒书考辨，如奡之不得其死，（见《癸巳类稿·奡证》）及共工、欢兜、鲧皆在四岳之列，（见宋翔凤《尚书略说》）其事亦实有可疑。

然则《孟子》、《大传》、《史记》所传，盖非其事之真相，特孔门之经说耳。

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

借史事以发挥己意，后人亦时有之。

如苏轼以李斯狂悖，归罪荀卿，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

。

岂真好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异论之徒，聊借此以见意也。

姚鼐驳之，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

，意亦犹此。

然则《孟子》、《大传》、《史记》之言，当径作经义读，不必信为史事。

此所谓各不相干者也。

然古代史籍，既已不传，欲知其事，固不得不就百家之说，披沙拣金，除去其主观之成分以求之。

此则又所谓互有关系者矣。

欲除去主观之成分，固非通知其书之义例不可。

此则读书之所以贵方法也。

今更就真书二十八篇，各示其概要如下：

《尧典》（包今本《舜典》，唯须除去篇首二十八字）此篇记尧、舜之事。

首记尧所行之政。

次记尧举舜，命之摄政，及舜摄政后所行事。

又次记尧之终，舜之践位，及舜践位后所行之政。

终于舜之死。

《大学》引此篇，谓之《帝典》，盖以其兼包尧、舜之事也。

《逸十六篇》别立《舜典》之目已非，伪孔即割此篇下半为《舜典》，则《尧典》记尧事不终矣。

此篇关涉历法、巡守、刑法，可考古代典制。

《皋陶谟》（包今本《益稷》）此篇记禹、皋陶、伯益之事。

《史记》云：“禹即位，举皋陶，授之政。

皋陶卒，又以政任益。”

盖皋陶、伯益之于禹，犹舜之于尧、禹之于舜也。

《禹贡》此篇记禹治水之事。

先分述九州，次总叙名山大川，又次记五服贡赋之制。

地志书之可信者，当以此为最古矣。

近人或谓此篇必非禹作，遂目为伪。

然传书者本未云《尧典》必尧时史官作，《禹贡》必禹自撰也。

此等辨伪之法，几于无的放矢矣（参看《论读子之法》）。

《甘誓》此篇记启伐有扈战于甘之誓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