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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仲舒（第12页）

这便是“大一统”

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

5.“别嫌疑，异同类。”

这一指是辨别是非的方法，本来只是正名主义的名学的一部分，却被春秋家加上了许多很微细的分析，遂成为后世史家所谓“书法”

。

董仲舒说：

《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

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

（《玉英篇》）

他又说：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公羊传》，成二年，鞍之战，齐侯被获。

逢丑父为齐侯的车右，面目衣服与齐侯相似，他代齐侯居左，故意叫他去取饮水，齐侯遂得逃去。

晋军主将遂斩逢丑父。

）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

（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相祭仲，要他“出忽而立突”

。

祭仲遂纳突于郑。

过了四年，忽始复国。

《公羊传》以为祭仲“知权”

。

）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

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

曰，是非难别者在此。

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

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

（郑忽出奔以避弟突）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贱。

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

丑父措其君子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

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

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

虽不能成，《春秋》善之。

鲁隐公、郑祭仲是也。

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

虽能成之，春秋不爱。

齐顷公、逢丑父是也。

（《竹林篇》）

这样“别嫌疑，异同类”

，便是后世的做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