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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纪事（第7页）

宣传歪曲的历史和许多前所未知的事实，他们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

针对战犯们的变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又给学习小组的成员们提出了下面几个思考问题：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变得尖锐起来，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行动。

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却比较彻底。

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

可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级!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

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的战犯开始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

，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

那些没有参加学习的“顽固组”

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

他们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

这些话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

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

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

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顽固组”

的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

从此开始，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纷纷坦白交代。

学习小组的坦白行动一共持续了3个月，战犯们在坦白过程中反复了许多次，内心进行着痛苦地斗争。

管教们为了早日转变战犯们的思想，也煎熬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学习小组一个阶段的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进行了总结。

孙明斋所长肯定了学习小组的经验，并决定在管理所全面推广，将所有日本战犯按军衔等级编排学习小组。

参加首批学习小组的几十名战犯被分在各个小组，并成为“义务宣传员”

。

这些首先参加学习的犯人们向其他战犯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起的作用要比管教人员的作用还大。

日本战犯的学习和坦白共进行了2年，期间有绝大多数战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为战犯通信提供条件

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以李德权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受中国政府委托，在日本公布了日本战犯的名单，并宣告战犯有通信自由。

1955年2月10日，第一批165封家书，通过红十字会，转经绿色信使，送达抚顺战犯管理所。

1个月后的3月26日，第二批1042封家信，随同1000多个邮包，送到了战犯手里。

这些带着体温的邮件，是战犯的亲友们从日本国内寄发出来的信息，是日本战败10年后开始交接的最珍贵的物件。

为战犯们开通通信自由的事情，缘于一位看守工作人员。

有一天，这位工作人员同最先进步的兵士石渡毅谈话时，问道：“你有妻子吗？”

“有未婚妻。”

“你给她去过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