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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治理（第2页）

“咸丰五年，以诸生起家军旅，授广济知县。

累迁宜昌知府、直隶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

著有《蚕桑提要》《农桑提要》《捕蝗纂要》等。”

“”

朝廷设立官职，全是为了百姓。

只要对百姓有益，不妨碍公事，那么无论是宽和严，无论是水和火，都可以作为仁政。

不能依据百姓的需要而使他们得到利益，那么用刑罚辅助教化足以产生弊病。

如果偏执己见，到处获取虚名，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不把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恐怕严苛与宽纵的罪过是相等同的，好事比耽误事情危害更大。”

“刚毅，他塔拉氏，字子良，满族镶黄旗人。

历官江西按察使、山西巡抚、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

“凡事规划谋略尚未详细全面时一定不去轻率推行，利害还未悬殊时一定不随意改变。

如果要拯救以往积弊，必须深究产生积弊的原因。

如果是当世的弊病，只对这个时期加以治理；如果是法规产生弊端，就要将法规全部革除。

这样又要根据新法来校正旧法，就要长远打算，考虑困难。

如果知道弊端应该革去，而所作所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根源，知道事情简单可以去做而不能把握其要领，那么旧患没有消除，新的灾祸又重新滋生，为了医治腿病反而使腿萎缩，问题辗转加剧。

这些都是用一种弊端代替另一种弊端。

而且，喜好革除弊端，而不能推究其终始，令下之后欺诈随之而起：法规难行而违背众人意愿，则法规出台奸诈随之出现。

只有视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才可以使政事与时世相协调。”

“夫谋远似迂，人皆忽而憎之。

盖因其无攻身之急，无旦夕之验故也。

今之百官莅任，求其功也速，责其过也备，非养交饰誉以待迁，即容身免过以待去，自非忧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怀苟且之计。

既不肯为十年之规，况万世之虑乎？”

“谋划长远好像迂拙，人们都轻视而且厌恶它。

这是因为它没有危害自身那么急迫，没有马上应验的缘故。

现在的官员主政，讲求迅速建功，责备其过错也很严厉，不是结交朋党、谋取名声以等待升迁，就是保全自己免于出错以等待调离。

这些并不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之人，大多数是怀有得过且过的想法。

既已不肯做十年的谋划，更何况去做长久的思考呢？”

“唐代人崔郾曾经在陕西为官。

当时，他的为政风格以宽松为主，甚至出现了一个月里没有鞭笞过一个人的情形。

后来，他出任鄂岳观察使。

在鄂州，他一改在陕西的为政风格，实行严刑峻法，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宽宥。

有人对此感到不解，就询问前后宽严截然不同的缘故。

崔郾说：“陕西土地贫瘠，百姓穷苦，我尽力去安抚惟恐不及。

而鄂州土地肥沃，民性彪悍，又夹杂着蛮夷的习俗，不用威猛之政，根本无法得到治理。

这就是所谓的‘政贵知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