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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庙堂之上（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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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584年5月13日寅时，北京，宣治门。

萧弈天匆匆赶到时，参加早朝的官员们已经排成行列准备入宫觐见了。

过不多久，随着一阵钟鼓齐鸣，厚重的朱色宫门徐徐开启。

上千名官员依职位高低文左武右排成的巨大方阵开始缓慢地向金銮大殿进发，无数顶黑纱朝冠在这红蓝两色海洋上不断涌动，显得蔚为壮观。

一名纠察御史开始清点人数，奉特诏觐见的萧弈天自然被排在了前列。

一切就绪以后，赞礼官挥舞起响鞭，宣告大明皇帝的御驾亲临。

万历陛下朱翊钧正襟危坐在大殿尽头的龙椅上。

透过烛火摇曳的昏光，他远远望着殿外广场中匍匐满地的群臣们，眼看他们在未明的天色下向大殿三拜九叩，耳听几千人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年轻的皇帝心底油然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落寞之感。

无数双朝靴的杂乱脚步声从汉白玉台阶下传来，有资格面见龙颜的高级官员们开始列队进入大殿。

在第一位大臣跨过檀木门槛之前，朱翊钧已经恢复了他应该出现在早朝上的面容：威仪镇定无懈可击——身为帝国皇帝，哪怕一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帝，这可是必修的课程之一。

六部官员例行的政务报告永远是那么枯燥冗长，而这些报告的内容只是每日沉篇累牍书面奏折中的沧海一叶。

皇帝不耐烦地偏起头，朝冕上悬在眼前的十二串珍珠一阵颤动，他厌倦这一套繁文缛节已经很久了。

数不清的文件等着批阅，数不清的请示等着答复，这些麻烦的官员为什么不能像内廷太监们一样体贴地为自己分忧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吗？难道他们离开了自己就一无所用吗？如果真是如此，朝廷花上大笔俸禄来养这群尸位素餐的老家伙们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心中想法如此，朱翊钧脸上却没有表露出丝毫。

庞大的文官集团是帝国统治的支柱之一，与之公然冲突的可怕后果在他叔祖正德时的爆发已经足以令皇帝引以为戒。

事实上，传统与伦理已经赋予了文官集团太过于强大的能量和足够的凝聚力，这远是皇帝个人所无法抵御的，因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权威本就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名义上他是天子是帝国统治者，实际上却受制于廷臣。

万历陛下并不是一名真正的无能昏君，事实上，他早已从张居正案发后最初几个月的慌乱与迷茫中清醒过来，开始抱着疑虑来审视身边这些永远站在道德和正义一边的臣下。

而以他的智慧也足以朦胧地认识到，自己的皇帝之位对于帝国的日常运行几乎无足轻重。

在王朝创制两百年以后的今天，帝国皇帝已经不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时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的任何个性与意志的表露，都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责难和不满。

这个难以接受的真相使朱翊钧心中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他不再关心那些繁琐的政务，而宁可把时间花费在声色犬马之上。

经他亲自批阅的奏章越来越少，直至最后这项工作由秉笔太监们完全接管。

面对不可战胜的文官集团，年轻的皇帝最终只能选择无为而治。

然而今天的朝会却由于萧弈天的缘故变得非比寻常，以致于万历陛下开始急切地等待着例行报告的结束。

同那些以伦理纲常为武器的文官们相比，掌管国家机器的武人尽管在帝国的统治中不可或缺，但同时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节度使们拥兵坐大，最终导致改朝换代的例子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数不胜数。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本朝自开国以来便竭力限制武官的权力。

就通常而言，武将的兵权决不会超过一省范围，而他们分散在各自防区的部属们还必须同时接受地方行政官员们的直接指令，甚至连部队的军需保障与行政管理也都要受制于文臣。

这样做固然极大削弱了帝队的战斗力，却有效地预防了大将跋扈干政的可能。

然而，这一制度显然没能在西洋行省发挥作用。

在那个远离本土的边缘世界，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传统人事任免体系都无法有效开展，于是朝廷的影响力便大大弱化，再加上行省历史中浓厚的军事背景和张居正时代的刻意偏袒，最终造成今日申时行独揽大权的局面。

当朝廷意识到这一潜在危险后，西洋最高武官萧弈天的到来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早朝的程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丝一毫也不容打乱。

漫长的耐心等待之后，朱翊钧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一位年轻的军官随着赞礼官指令走出队列。

他年纪大约与万历相仿，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职业军人的特殊气质，朱锦朝服胸前一头猛狮作势欲扑，咄咄英武之气令人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