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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杨远新致函深圳周刊主编下（第3页）

柳建勋的特定环境是：

1、柳建勋曾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但数额决不是300万元，也许贷到了，也许没贷到，且在安乡县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的人，肯定不只是柳建勋一人。

假如凡是向胡梦廉申请过贷款的人都对号入座是蓝宝力，那该怎么办？！

2、悦蓉宾馆不在城关派出所民警丁洪兵的管区内，丁洪兵也与悦蓉宾馆工作人员不熟，也从未到悦蓉宾馆检查治安、火险隐患、有无色情服务等情况。

因为城关派出所根本就没有叫“丁洪兵”

的民警，此人与蓝宝力一样纯属虚构。

3、悦蓉宾馆客房利用率究竟有多少，登记在册的究竟有多少，没有查证，但肯定不会是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四十。

因为松滋河宾馆客房利用率、登记在册率均是虚构的。

4、8月15日之前，悦蓉宾馆没有4个30岁左右、身高在1.7米左右的年轻人住宿3晚，免费住宿无从谈起，更不存在与柳建勋的朋友关系，保驾护航关系。

同样原因，这4个年轻人是虚构的。

5、在胡梦廉失踪的案发当天，柳建勋曾给胡梦廉打过电话，但储存在胡梦廉手机中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决不是柳建勋的，拨打手机的时间肯定不是8月15日20点36分。

这个时间也是虚构的。

6、常德“9.1”

大案发生后，柳建勋分别于9月2日、9月5日就此接受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而蓝宝力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时间是9月3日9时30分许、9月4日11时许，不是晚一天，就是早一天，且写明了几时几分这一具体时间概念。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常德“9.1”

大案发生后，曾经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人员成百上千。

通过以上6个方面的比较足可推翻初审判决作出的“蓝宝力与柳建勋所处的特定环境相同”

的定论。

既然虚构的蓝宝力与现实的柳建勋在基本特征、特定环境两个方面都完全不同，初审判决所作的“这篇文章中描写的蓝宝力就是本案的原告柳建勋且具有排他性”

的结论也就不能成立。

至于“认识柳建勋的读者在阅读过被告刊登的这篇文章后，都肯定文中的蓝宝力就是指柳建勋”

，并以读者付X、陈X的证明材料为佐证。

我也可以取来读者的证明材料佐证：“认识柳建勋的读者在阅读过本刊刊登的这篇文章后，都肯定文中的蓝宝力不是指柳建勋，两人相差甚远，迥然不同。”

初审判决书还称：“在安乡再无人与此情况相似。”

这一点算是没有说错，因为蓝宝力是我根据社会现象提炼、虚构出的“这一个”

，除了柳建勋牵强附会，对号入座外，“在安乡再无人与此情况相似”

，纯属正常，理所当然。

正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正常表现。

四、《张君亡命录》不存在对柳建勋侵权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规定：“撰写发表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的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该《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受损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