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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下一次碰头定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六月初。

既然「麻雀」目前只能执行观察任务，没必要频繁见面。

事实上，连见面也不需要了，安德烈会在6月10日13点37分给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他从来不约整点，免得反间人员找出规律。

响铃四次之后没有人接听或者接听者不是莱纳，会面宣告取消。

6月10日这天，莱纳准时接听了电话，把打听来的零碎消息告诉安德烈，苏联人据说想「切断」东西柏林，没说具体要怎么做。

从来没有人能切开一座城市，也许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

这消息是翻译从秘书那里听来的，秘书又听另一个秘书说的，这第二位秘书在门外听见了大使和一个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员聊天，这个传播链本身就不特别可靠。

情报官和线人约定一周之后再联络，去另一个电话亭。

然而到了6月16日，传言已久的罢工开始了，而且一夜过去之后人数翻倍。

莱纳没有接听电话，安德烈每隔十分钟打一次，到中午就放弃了。

去往东柏林的所有公共运输已经全部被切断，他拿起帽子和外套，打算步行到东柏林去，但还没走下楼就被发报员叫住了。

驻扎在弗伦街上的美国人发来了电报，只允许安德烈和霍恩斯比查阅。

里面的消息其实没必要保密，再过几分钟，所有人都能在大街上看见发生了什么。

苏联的T-34轰隆作响地开进了东柏林，在十一点的太阳下，一整队庞大的钢铁怪物。

我不想说后面的事了，总是让我不舒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

我不知道安德烈对这天的回忆是什么，但莱纳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枪声，而是寂静，1953年6月17日的夜晚非常安静，一些人不能发出声音，剩下的不敢发出声音。

第九章

东柏林在平静中过完了六月馀下的日子，一种枪口前面的平静。

如果你是个斯塔西的话，这几天就是畅饮权力之酒的好日子。

无人反对，无人阻拦，无人追责，平常那些看不顺眼的码头搬运工，制革工人，纺织工人，玻璃厂工人，统统可以抓起来。

没有什么法律！

写在纸上的条文是一条黑色的小蛇，恭顺地缠在斯塔西的手指上，按他们的意愿弯曲，或者咬人。

莱纳的邻居走了，字面意义上的。

悄无声息，逃出东柏林的人都这样，前一天还在楼道里和别人道早安，像往常一样给窗台上的天竺葵浇水，当晚就不见了。

有人直接坐上轻轨，有人步行，有人把相册丶旧信件和外祖母留下来的花瓶装上汽车，径直开过东西界线，再不返回。

走廊对面的邻居是清晨骑车走的，被花店老板看见的时候，还停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外出露营。

当然没有再回来。

回想起来，汉斯应该也有过同样的主意。

在失踪前不久，他给莱纳买了自行车，直接扛在肩上跑上楼，敲开门，骄傲地把这份礼物推进客厅。

汉斯说车是二手的，不贵，但它看起来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油漆光洁，轮胎缝隙里没有泥。

莱纳本来想问哥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闲钱，但不好意思开口。

那天汉斯看起来很高兴，充满希望，但并没有解释这种好心情的来由。

没想到最终是安德烈间接回答了这些已经遗忘的问题。

安德烈至今没有发出可以安全见面的信号。

莱纳等着，每天上下班路过花店的时候都看一眼橱窗下方，但那些因为水渍而发黑的砖块上始终没有出现粉笔记号。

持枪的苏联军人依然在街头巡逻，莱纳每次在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都会心跳加速，尽管他什么都没有做，也许是武器让他紧张。

他如常上下班，喂饱自己，躲避母亲和长兄的幽灵。

无事可做的周六下午，他时常躺在凹陷的沙发上，和想像中的安德烈说话。

在他的脑海里，安德烈既是汉斯，又是早逝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