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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1页）

通过上述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度过，养精蓄锐；同时，我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每日加班加点，要把工作做到最好。

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八九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而且任务紧，要两、三个月之内完成。

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日夜加班，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

终于，我的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

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

因为连续作战，长期伏案写报告，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和暂时性高血压，浑身上下整日酸痛，每分钟心跳达一百二十多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我的工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肯定。

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

，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

，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在深入读书思考的同时开始写文章。

这些年里，我先后写了一大批思考比较深入全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走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等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

本来工作就繁忙，写作只好见缝插针，通常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

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

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

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

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

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

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

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五、“成功”

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

这位哥们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还跟我是“铁哥们”

，几乎形影不离。

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

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一家酒店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