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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3页）

那位朋友不敢带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弄了一辆车带着我在城市里兜圈子。

后来我听上级说，那位官员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宾馆，我的上级赶紧给人家赔罪，之后请人家喝酒。

我的上级是酒精过敏体质，那天为了赔罪连喝三大杯白酒，之后就不醒人事而送进医院抢救。

政府官员一看，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答应不动用法院力量，第二天与我谈判。

第二天上午，我与那位官员在某宾馆谈判。

官员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雅科夫？你可真了不起呀。”

接着将我痛骂了一顿，骂我是见人就咬的疯狗，是野心家。

大概那位年纪不小的官员并不太熟悉互联网发表文章和转贴的规则，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你假装什么正经？你自己就一稿多投，这是文坛里最卑鄙的做法！”

由于事先公司领导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级为了营救我几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顶。

那天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那位官员在斥责我。

其他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一句警告：“你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天你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长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后来，我根据公司指示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一，从论坛上删除这篇文章；二，在论坛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我脱身回到武汉以后，根据当时谈判的承诺做了上述两件事情。

当时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帖子，也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自发地组织起对我的声援，一连好几天论坛上充斥了抗议和声援的帖子。

然而，那位官员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给下载后传真给我原来的G银行，并附了我的照片。

那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写实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

于是，再次在G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

公司领导对我接二连三地捅漏子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奖金作为惩罚。

现在我想起来，这样做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当时我每日沉迷于在互联网发表政治见解，对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也给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害。

要是在一般单位，恐怕早就被炒鱿鱼了。

不过当时我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这一切对我的打击也是很大的。

我曾经一度想离开这个公司，到北京去谋求自由发展。

于是二○○○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网友们英雄般的热情款待后，我又到某报社谋职。

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霸气　书库　…。

。

）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我还必须承担起儿子与丈夫的责任。

因此，在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忍辱负重地留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不是爬起来，而是站起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

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

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

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决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任何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

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频繁地与医院打什么交道，对医疗界的黑幕虽然有一定感受，但并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