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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

，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

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

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

比尔甚至目睹一个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

用军刀砍头。

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

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

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

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

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

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

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

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

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

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

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

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

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

，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