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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

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

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

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

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

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

，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

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

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

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

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

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

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

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

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

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

、“强迫命令”

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

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

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

。

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

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

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9。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