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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页）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

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

大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

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

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

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米饭粘上了。

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

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

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

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

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大毛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

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

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

柳思思是最积极的。

我没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

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

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

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车里。

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

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

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

我一听有我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

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

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