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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虫草帽细高挑（第2页）

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师生一起捧腹大笑，其乐也融融——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

数学家笑，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导，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道四。

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

同样是文化，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学好像人人都懂，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的。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

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

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管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

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

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

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

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

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

我知道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

阿靠！

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呜阿靠卡路来”

。

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爱、自强、自重。

一种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欲望，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俗话说，老太太买柿子，拣软的捏。

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

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做适度的推广：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还有能力的。

差异——我的意思是说，写作一道，虽没有很深的学问，也远不是人人都会。

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

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

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

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

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

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

说这个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

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子，总得写出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

我也不敢期望过高，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

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