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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 风烛残年（第1页）

“曾国藩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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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一风烛残年

一、再次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只七十天，全国上下对此事纷纷议论，他又因为年迈多病而没能完成善后工作，只得遵旨重任两江总督。

金陵城内的两江总督的衙署，曾国藩进进出出达六次。

虽然他还有诸如太子太保、大学士之类的虚衔，并在皇帝御宴群臣时享有坐在首席的荣耀，但两江总督这一职位却是他权势的顶峰。

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正在对天津教案进行紧张处理，突然奉到上谕，调他回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的职位。

初七日，他立即以眼病为理由，疏辞两江之任，并称，等天津教案一结束，即请开缺。

在私下里他说：“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

但是，朝廷于十二日给曾国藩批复，谓“另简贤能之处，着无庸议”

。

二十五日，李鸿章便来到了天津。

九月初六日，他急切地把直隶总督的关防印信接了过去。

朝廷调曾国藩离开天津，离开直隶，主要原因是为了让他避开朝廷内外对他的种种非议，同时也是为了让他去处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这件案子。

上谕说：“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曾在两江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能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

虽然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形式，当时连曾国藩本人也怀疑这次调动的真正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调离，尤其对刺马案的具体情况他也不了解。

自刺马案发生后，清廷于八月初三日、初八日、初十日、二十三日和九月初十日连发五道谕旨，运用严厉的措辞，谓“兼圻重臣，猝被凶犯行刺，情节重大”

，应就“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

，进行“熬审”

，“尽法惩办”

，“不得含混奏结”

，并且于案发后第七天派江宁将军魁玉代理两江总督的职务，风风火火赶到金陵推鞫，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去会审。

曾国藩在天津刚刚把一桩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奇案给处理完，很多非议都把矛头指向他，他自然不愿再去负责这桩刺马奇案，加上，这时朝廷已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到金陵去进行仔细的审问，严加办理，他更不想把太多麻烦惹到自己身上，因此避开直接办案。

所以，他找了很多的理由，在京城里故意消磨时间，于十月十五日才启行出都，闰十月二十二日接替两江总督的职务。

这时，距他接到调任两江总督朝命的时间已经有三个月零二十天。

果然，正和曾国藩所想的一样，郑敦谨等已经为刺马奇案确定了谳词，曾国藩接任职务以后，仅仅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尚书会审”

时，把首犯的名字点了一遍，也没有刑审，便于第三天向朝廷发出了定案奏折。

他向家人两次都表示：“张汶祥毫无确供，即再熬亦属无益，只好仍照魁将军等上年原定之案具奏。”

“谷山之案，竟未审出别情，仍照魁、张原拟定谳。”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家信中还在教训儿子的时候非常认真，说的话尽是“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

。

既然他自己很清楚张汶祥“毫无确供”

，曾国藩为何不为了弄出一个“确供”

来学习商汤、文王、周公，夜以继日地工作呢？这种语言和行动上的不一致，他在私下里也进行了解释：“自患目病，肝郁日甚，署中应治之事，无一能细心推求。

居官则为溺职之员，不仕又无善退之法，恐日趋日下，徒为有识所指摘耳。”

曾国藩对待刺马案根本就是草草了之，不细心推求，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附和，固然有目病肝郁的原因，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人所说的“国藩不欲探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

，也不是没有道理。

马新贻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遭到了刺杀。

那天上午，他在总督署右边的校场检阅射箭，结束了以后回署，在就要进便门的时候，忽有一人大喊伸冤，骤奔至马新贻前，左手把他的衣襟掀了起来，右手将小刀刺入右胸，又反卷了几下，肠子在刀尖上被带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