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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佛教生活（第3页）

这显然与明初的度牒制度相左。

明初度牒制度，已经实行了“免丁钱”

，而是采用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而成化、正德年间则已完全演变为出卖度牒制度。

按照明代的制度，僧、道人数有额设之制，不过3万有余而已。

然而自成化二年至弘治九年（1496），三次开度，已经超过35万人。

额设正数之外，增加了十倍。

（三）寺院数量的控制

明太祖对待佛教，主要采取了优惠、宽容与整顿、控制的双重政策。

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谕令天下：任何南北僧道之人，不论是头陀，还是有道的善人，只要愿皈依三宝，或者接受五戒、十戒，甚至“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

，并且随身携带戒牒与执照，不论是山林城郭，还是乡落村舍，都允许他们“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

。

在宽容的政策下，明初短短的十几年中，僧人得以自由地结坛讲经，佛教的势力也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

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若不加以管理约束，势必对现实统治秩序构成威胁。

明太祖以官方的名义，确立了一套颇成体系的佛教管理机制，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佛教实行有效的整顿与控制，并解决佛教内久已存在的一些弊病。

在这方面，可以太祖在佛教上倡导“修行”

以及他对“力行之僧”

的格外重视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他所谓的“力行之僧”

，不是贪图世俗的荣华，以忍辱的方式，既求得修行之果，又不缺世俗的享受。

而是远离尘嚣，以肉体的痛苦，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并且获得人格上的健全与完整。

佛教势力的发展，势必会与传统统治秩序的稳定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

明太祖对佛教的整顿，也主要出自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怕民间胡乱披剃度僧，导致鱼龙混杂，僧人不务祖风，败坏门风；二是寺院所辖田地，很多采用“寄庄”

的方式，只纳秋粮，别无科差，无疑也会影响到朝廷的赋税与徭役；

三是担心僧人一多，寺院会成为逋逃、盗贼的庇护所，

对传统秩序形成威胁。

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僧人与世俗的接触，甚至败坏佛教门风，影响到朝廷的统治。

如军民一且逋逃到寺院以后，就难免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或有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

；寺院有大量的庄田，需要进行管理，于是每当春耕秋收之时，“群僧往来佃家，男女杂坐，嬉笑酣饮”

。

有鉴于此，明太祖及明代诸帝对佛教的整顿，首先是从这些方面开始的。

洪武二十七年（1394），颁布了《清教录》，书中禁约条例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这两条。

在明代朝廷的宗教政策及其相关的政令上，往往存在一个与实际行为脱节的问题。

换言之，明代诸帝所颁发的对僧、道的各种禁约、戒律，事实上多成虚文、具文。

正如有些学者所言，明代诸帝方颁诏说“左道无益”

，理应尽行摒绝，而事实却是术士络绎道路，相继入廷；才降谕说“缁黄蠢民”

，应该加以禁止，而事实却是剃度方兴未艾，日炽月烈。

正因为如此，自中期以后，僧人、道士之数大增，而佛、道的势力也越发增强。

以寺院的数量而言，英宗、宪宗两朝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

天顺元年（1457）十月，英宗赐北京及浙江等处的寺额如“真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