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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装样式（第10页）

，即时装。

嘉靖二十二年（1543），“礼部言士子冠服诡异，有凌云等巾，甚乖礼制，诏所司禁之”

。

万历二年（1574），“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靖等冠，锦绮镶履及张伞盖，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

由此可见，当时生员巾服违乖礼制，已成一时风气。

6.庶民便服

明代服饰等级制度的存在，事实上规范着庶民的服饰。

但这仅仅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要针对庶民的礼服，而对庶民的便服却缺乏相对完整的法律与礼制规定；二是随着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的日渐繁荣，传统的服饰等级制度也就受到了挑战，于是，庶民不乏穿用一些规范之外的服饰。

即以明末苏州一带的民间社会为例，在一些赛会中，常常出现一些超越等级的服饰，诸如金花铠、真珠带、飞鱼袍、蟒龙衣。

即使一般的百姓，只要入会，他们的穿戴也多为“裙襦衫帻，衣裳楚楚，红殷翠鲜，香熏粉傅，髩上则簪白鹭羽，翦彩花，雪丝红艳，翩翩可观”

。

这些妆会之人的服饰，也有地域特色。

如妆广东兵者，为卖香之人，多“竹帽毯裳”

。

如果说民间赛会仅为娱乐装扮，含有戏耍成分，往往还作不得数，那么，许多民间服饰在日常便服上的习俗，到了明末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民间庶民的服饰趋奢，仅仅是一种大势，而在某些地区，却仍然保留着节俭的风俗。

如嘉定县，“民间多衣紫花布，无间老幼”

。

此即其例。

明代保留下来的史料，同样让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部分庶民百姓所穿的便服是怎样一种样子。

如正德、嘉靖年间，南京城里的医生外出，一般穿青布曳撒，腰系小皂绦，头上戴的是圆帽，脚上穿的是白皮靴；而脚夫的打扮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头戴阔边深网巾，身穿青布衫裤，手上搭的是青布长手巾，脚上蹬的是靸鞋。

（三）赐服

所谓赐服，即皇帝赏赐给臣下并允许其特例使用的服饰，它主要以朝服为主，当然也包括公服、常服。

在明代服饰史上，文武官员莫不以能得到皇帝所赐之服为最高荣誉。

赐服的特点是经皇帝特许赏赐而使官员可以越品穿戴服饰，甚至可以使用本来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服饰。

赐服之例，始于洪武年间。

当时的罗复仁，官位未至一品而被赐予玉带。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明成祖赐六部尚书、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又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黄淮，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服，与尚书相同。

到景泰年间，山东孔氏衍圣公，秩只有正二品，却被允许穿蟒金袍，腰系玉带，而且成为一代惯例。

天顺年间，翰林学士李贤有玉带之赐，诸学士分别被赐予大红织衣。

成化年间，宪宗为了慰劳翰林日讲官劝讲有劳，三品、四品多赐鹤衣、犀带，五品赐以四品服色、素金带，其中一些年资已深的讲官，更是有所超擢，如谕德王献、侍读彭华均被赐予金带。

自弘治以后，因为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得到了孝宗的欣赏，而获得穿蟒衣的恩准。

麒麟本来是公、侯才可以穿戴的服饰，但到了嘉靖以后，内阁大学士严嵩、徐阶也都受赐准服。

仙鹤为文臣一品服饰，但嘉靖年间武将成国公朱希忠、都督陆炳因为得世宗之宠，在玄坛供事而获赐用仙鹤之服，甚至像翰林院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仅仅是文臣五品，也被特许服用一品仙鹤之服。

到了后来，仙鹤之服成为供事道教玄坛的专用服饰，而六部尚书反而不敢使用仙鹤之服。

嘉靖年间，还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之服，又踢徐阶教子升天蟒。

万历年间，张居正得皇帝坐蟒服之踢；武清侯李伟因是太后之父，也得到了坐蟒服之踢。

无论是闪黄色，还是教子升天蟒服、坐蟒，这些都是皇帝专用的服饰或者颜色，而大臣却能获此殊荣，往往被视为家族最大的荣耀，将这种踢服供奉起来，顶礼膜拜。

（四）一般服饰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