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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大生产运动（第1页）

“刘寅传（..）”

！

投入大生产运动

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

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全面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紧张，吃、穿、用等都遇到了严重困难。

国民党顽固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不许运进边区，妄想困死边区军民。

陕甘宁边区号称23个县、150万人口，但土地贫瘠，经济很不发达，人均收入极低，加之连年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盘剥，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处处可见食不果腹、衣衫褴褛、陋窑栖身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中共中央清醒地意识到，中央机关、八路军后方人员全靠边区人民养活，是绝对办不到的。

就连电台人员七八个人共食一盆菜汤的局面也不知还能维持多久，眼见油花越来越少。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号召，他尖锐地指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

3月，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荒种地。

从旅长王震到工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

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周恩来、任弼时还被评为“纺线能手”

。

自古以来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终于被延安人所打破。

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中央领导人身先士卒的感召下，三局上下迅速行动，真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个个摩拳擦掌，开荒种粮，积肥种菜，一时间鸡鸭成群，猪羊满圈。

心灵手巧的人们还学会纺线织布，编织毛衣。

刘寅练成一把好手艺，成为纺线高手，他纺的线都是一等品。

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开挖窑洞，还上山砍树，盖了个小礼堂。

在这场运动中，刘寅常常以三局党支部的名义鼓动倡议，并身先士卒，处处带头，在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信指挥畅通的同时，一手抓生产建设，一手抓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大家既要搞好生产，保证每个人有饭吃、有衣穿，又要注意勤俭节约。

三局在生产自救、勤俭节约方面的成绩显著，为中直机关各单位所公认。

这一时期，三局上下褒称刘寅为“代任秘书长”

。

生活艰苦，通信保障任务又十分繁忙，思想教育工作显得尤其紧迫。

据三局老同事李潜修（李力）回忆，军委三局配备专职政工干部的时间很短，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都是由刘寅负责的。

他虽不是专职政工干部，但抓政治思想工作很得力，再加上他从事的是通信业务工作，做政治思想工作能够紧密联系实际，设身处地，善解人意，针对性强，从不以势压人，同志们都喜欢同他交流谈心，听他做形势报告、讲政治课。

在延安时代的初期，军委三局没有配备政治委员，只有专职总支书记一职，书记熊飞。

不久，熊飞调走后，成立政治处，刘绍文任主任。

后来，三局的规模愈来愈大，上级调来王赤军任副局长，专管政治工作。

一年后，王赤军又调走，上级派邓望林任政委。

邓望林调走后，就一直由王诤局长兼任政委，而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则由刘寅具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