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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红军通信新苗（第3页）

大家想想，你们不就是红军中的“鲁班石”

吗？从那以后，“做革命的鲁班石”

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战士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之后不久，因开始第二次反“围剿”

作战，训练班即随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先后迁往黄陂、青塘、东固坳上等地，形成转移流动中办学的局面。

训练班学习期限为4个月，培养出红军第一批报务员、机务员17人，个个都正式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

人数虽然不多，但无论是对于中央苏区还是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来说，终究是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稀缺人才。

在毕业后的日子里，他们中有的为革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成长为各路红军通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也曾参加过短期的培训学习。

送走了第一期学员后，紧接着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于6月底在江西省南丰县康都村举办，后转移至兴国等地，11月初结业。

参加第二期培训的有：学员兼班长李白，学员欧阳枫、郑执中、邹毕兆、刘子玉、罗舜初、林永桂、邓国钧、林辉士、周天风、陈志东等20余人。

这一期编成一个报务班，一个机务班。

机务班的学员个个身强力壮，学习卖力。

他们把学习同电台上的值班以及机件检修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虽然对机器的原理学得较少，但对于机器的使用、检修，器材的保管、运输以及燃料的节约、代用等，却学得十分仔细。

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机器，因为他们懂得，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电台停止工作。

学员们对教员刘寅十分敬慕。

学员们看到，他的专业技术熟练，收发报技术高超，1分钟能抄收或拍发英文150个字、中文130个字以上，而且点画清楚，间隔均匀，无不赞誉他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收发报能手。

由于学员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又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只上过几年学，虽然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是学习起来困难仍然不少。

多亏刘寅因人施教，非常耐心，尤其对一时跟不上进度的学员不嫌不弃，多方鼓励，从不发火，直至手把手地帮助练习收发报技能，终于使全体学员都能如期完成学习任务。

在学员们眼里，刘寅是个处处为人师表的优秀老师。

物质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刘寅能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工作，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套上个小竹管继续使用；抄报纸写了擦、擦了写，一直用到正反两面擦烂了为止。

这些更引起学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此后，经逐步扩大学员名额，1932年1月，无线电训练队扩建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校址设在瑞金洋溪镇。

1933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曾三任政委，校址在江西省瑞金坪山岗村。

这是我军最早的通信学校。

经过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和侦察人员一批批地输送到各个部队，使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从此，红一方面军的军以上单位都配备了电台和报务人员。

1931年6月，为应急需，红一方面军在于都组建了通信材料厂，涂作潮任厂长，朱邦英为政委，有效地解决了通信装备的检修问题。

红军的这个建制，在长征开始后不复存在，但电台的维修工作并未中断，并在延安时期得到发扬光大。

这是后话。

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红一方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7期（第1～3期，刘寅任专职教员；第4～5期，刘寅从事通信工作，兼做教员），先后培养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

刘寅为培养这些通信人才倾注了全力。

这些人在日后的征战中，有的牺牲了，有的病故了，而许多幸存下来的人们则历练成长为人民军队通信兵、技侦兵的高级指挥员以及新中国电子、邮电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党政领导干部。

至此，红军通信队伍的构成日渐清晰。

在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无线电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如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二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如王诤、刘寅等；三是从红军中选调的年轻优秀的党团员自己培养的，如胡立教、曹丹辉、李建华、李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