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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章（第5页）

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

他说爱泼斯坦会跟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傲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

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地走出去。

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

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迫自己像平时那样走。

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

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

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老们拍新闻照片。

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

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

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

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

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

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肯定也会慢慢听说到它。

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

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消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就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基本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

实际上，我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我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扎拉比打我的那下。

那一次，莱扎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

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

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候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

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

，所以还没被搜过身。

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〇〇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

今天早上，大约五十年以来我第一次戴上了经文护符匣

，这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在我余下的年月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且不去管它。

我教授《塔木德》，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

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

当我把经文护符匣，里面装着《摩西五经》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额上和手臂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

事实上，虽然我是独自一人，我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

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

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希曼。

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

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文护符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