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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的执迷一则小说的疯人院（第2页）

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差异便在这里。

托氏倾向简约、质朴和纯净的道德洁癖使他不能不先据有一个谴责的动机作出发点，所以他也很难不推断契诃夫笔下的欧莲卡那种迅速将前夫抛向遗忘深渊的行径是作者“原本想要谴责”

的。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托氏在自著的《安娜·卡列尼娜》（

AnnaKarenina

，1873—1877）中清醒地、有技巧地、细腻而繁复地提升了他对女主人翁的“谴责”

。

这个对婚姻不忠的女人非徒死得比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更有尊严，也更明确地从“背叛被背叛”

的情戏中挑战和揭发了上流社会虚矫礼教规范的薄弱假面。

饶富深意的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前最后置身的场景——无礼的列车管理员放进一对故作高尚状、用法语侈言高论的夫妇到安娜的车厢里来。

正当安娜开始思索：“我想不出一种可以不痛苦生活的处境。

……我们全都是为了受苦而出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却都在想办法欺骗自己。

在我们看见了事实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在安娜这么想着的同时，她听见那个装腔作势的可厌妇人说：“就是因此才给了人理性，以便逃避那使他烦恼的事情。”

事实上，此刻的安娜根本不需要那妇人的建言，而她却在这句完全不是针对她而说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在下一站，她冲下铁道，算准距离，纵身跃入迎面驶来的两截车厢的轮子之间。

刺猬与蛆虫

19世纪70年代晚期，托氏历经了重大的精神危机。

在1881年完成的《忏悔录》中，他以“激变”

一词来宣示他和他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

、他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

之决裂。

这种决裂是不断持续成瘾的谴责；一旦启动便没完没了，不可收拾。

是以到了1898年完成的长篇论文《什么是艺术？》中，他甚至表示：以前他所发表的许多杰作都只是“坏艺术”

。

从这一点看，托氏本人虽然声称他度过了精神危机，一步又一步接近他自觉理想的禁欲天堂，而“托尔斯泰主义”

也成为世人摩挲其文学成就的道德圣袍，然而，他恐怕反而因此而成为精神病史上一个鲜明而独特的典型病例：在一个浑身长满谴责利针——且两端皆锐不可当——的刺猬眼中，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

大传统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契诃夫（一度曾罹患忧郁症）是不是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而试着理解他是如何走出“托尔斯泰主义”

的。

1891年，契诃夫已经完成了在他一生中具有转捩意义的库页岛（流刑岛）之旅，亲睹囚犯的生活之后顿悟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只是空言高论，这些东西往往不根据事实即已成立，但是“在俄国，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

。

由托氏高贵的情操所主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谴责（包括无尽不休的自我否定）之于契诃夫，何异于另一种执迷？托氏追求简约、质朴和纯净的境界在现实中不得不摇身一变成为反对知识文化的累积，这在契诃夫而言，又何异于另一种谵妄（delirium）？在宣布“我再也不要做托尔斯泰主义者”

“不再为托尔斯泰的道德律所动”

的同一篇文章里，契诃夫如此写道：